林子立/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歐盟因其移民、難民、貧富差距等內政問題，使得極右翼政黨能夠獲取支持而對民主政治巨大的挑戰，顯然過去民粹政客糟糕的執政經驗並不能改變選民的想法，仍然將票投給極右派與民粹政黨。這些黨派的共通點就是疑歐與排外，使得歐盟治理更顯困難。與過去不同，如今的歐洲政治並已經無法用左派/右派或是親歐/疑歐來加以區別，而是由不同的危機所組成。自Covid 19以來，歐洲經歷了疫情、戰爭、能源、難民與通貨膨脹等危機，從而產生了不同政治認同，經濟落後者遽增進一步加劇了民粹主義的支持度，年輕人更踴躍投票給極右派政黨訴求對現狀的不滿。2024年的歐盟機構與會員國都有選舉，這些非建制派的政黨預計會在會員國與歐洲議會的選舉獲得更多的席次。當民粹主義形成一股重要的力量，在外交上的表現會是孤立主義，貿易政策則是保護主義，而這是川普2016-2020年執政的特徵，歐盟未來若是走上美國的道路，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恐怕難以維繫。

        備受矚目的今年6月的歐洲議會大選，現任的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 (Ursula von der Leyen)有強烈的企圖心連任，她也是歐盟會員國領袖最簡單的選擇，因為若不是她，勢必引起多國政要角逐。另一方面，歐盟理事會主席Charles Michel因為任期屆滿轉跑道競選歐洲議員，未來歐盟的政治領袖普遍會從當前的政治精英中續任。共同特色就是對中國保有警覺心，積極推去風險化。值得觀察的是新一代的極右派團體與中國的關係。德國極右翼由於對普丁的崇拜，逐漸也轉向支持中國跟習近平。德國新聞門戶網站「t-online」或是外交政策的文章都指出，德國另類擇黨的歐洲議員Maximilian Krah與北京關係密切，AfD甚至從北京獲得財政支持，在薩克森州培育對中國友好的團體。Krah熱心提倡另一種有別於現行歐盟與德國的外交和經濟政策範式，降低對人權或軍事安全的關注。取而代之，Krah以及其支持者打造另一種願景，在中國投資的支持下，德國應該與俄羅斯建立強而有力的聯盟，以製衡美國的影響力。

         簡言之，AfD已經成為德國穩健的第三勢力，其反美主義的傳統與親俄立場，反對「去風險」等策略，認為中國作為貿易夥伴和重要經濟來源的關鍵作用，德國和歐盟應保持平衡。AfD對中國的友好立場、親華姿態逐漸成為該黨外交政策綱領的標誌。在這個趨勢下，如果極右派在6月歐洲議會選舉的結果與2023年11月荷蘭投票中的表現一樣好，目前民調也呈現相同的預測，歐盟不僅會變得難以治理，而下一任美國總統又是由川普勝出，那麼在國際問題上很可能會往北京的偏好修正。         

         隨著國家間的衝突越來越頻繁，經濟動盪所產生的政治變化也越明顯，經濟的解方常常成為政治的困境。川普回歸的高度可能性使得歐盟機構與會員國政府積極應對。拜登時代下歐盟的戰略是「拉近美國、壓制俄羅斯、遠離中國」，將被迫調整。對它可能帶來的後果的擔憂已經開始在歐洲各國政府辦公室中佔據主導地位。然而，迫在眉睫的是，以哈戰爭使得中國能在第三世界形成一個新的反美歐秩序的建立。

         未來可能惡化的美歐關係，氣候變遷將成為大西洋爭執的焦點，北約很可能也不再主導烏克蘭的戰事，美中難以逆轉的競爭態勢，將進一步迫使歐美企業離開中國製造，前進印太地區的國家的速度將會加快。歐盟必須透過戰略自主來回應川普對大西洋主義的挑戰。在此狀況之下，貿易、科技、民主仍然是台灣最堅強的護身符，台灣無法改變多極體系的大國競爭選擇，但是可以透過能源政策、產業、與法規改革強化全球競爭力。